就因为医生洗了次手 这个男人10年不肯抱自己孩子

就因为医生洗了次手 这个男人10年不肯抱自己孩子

  大家好,我是陈拙。

  我曾经问过一个医生朋友,为什么想从医的人变少了?

  她说,现在医生救人越来越难,家属情绪急躁时,医生甚至不敢进诊室

  全国一年医闹11.5万起背后,是医者的寒心。每年新增的医生越来越少——愿意救我们命的人也就越来越少。

  我记录过许多医生的真实故事,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:能够得到更好救治的,是那些愿意对医生付出信任的人。

  不是,更不该是那些最暴怒、或最多疑的人。

  今天的故事,来自天才捕手的医院故事系列——医院奇闻录。

  2000年的时候,护士付嘻嘻到当时很多同行谈之色变的“传染科”实习。那是一个接近封闭的科室,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,里面的人也不愿意出来。

  当她在传染科的重症区待了45天后,她看到了第一个“冲破防线”的人。

就因为医生洗了次手 这个男人10年不肯抱自己孩子

  2000年,我来到医院的最角落,站在那栋三层小楼前。

  这里独门独栋,大门常年紧闭,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,几近荒芜。

  唯一相邻的,是个设施崭新的篮球场,但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这里,即使是盛夏的夜晚,球场也空荡荡。

就因为医生洗了次手 这个男人10年不肯抱自己孩子

  当时我还是实习护士,分配过来之前就做了心理准备。这里是传染科的所在地:“传染大楼”。里面的大多数病人,都是“携带者”。

  刚来第一天,我跟在带教老师身后巡视病房,走的是大楼正中的医护专用通道。

  那天,我从大门入口处的四人间,走到毗邻护士站的单人间,整整30米。全是站着的乙肝患者。

  每个擦身而过的医生护士身上,都覆盖着快速消毒凝胶特有的味道。每间病房门口都有消毒洗手液。每走几步,就有一处水龙头。  

  消毒水的味道强势地在空气里弥漫,一切似乎都在清楚地提醒着进来的人:小心点,把自己保护好了。

  “越往里走,病情越重。”

  我从靠近走廊的窗户挨个病房看过去,终于明白外界对这里的恐惧——

  有个病人,因为肝功能受损严重,从皮肤到眼结膜都是橘子皮一般明晃晃的黄色;

  有个男患者身体瘦成了杆,肚皮却高高隆起,像怀孕了七八个月。这是腹水的症状;

  甚至还有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假冒伪劣草药,铜中毒,从头到脚都泛出青铜色的病人。。。。。。

  “你来这里实习,怕吗?”带教老师问我,“我也知道外面怎么说传染科。”

  当时,医疗水平提高了,传染病容易被确诊,却很难被人理解,人们总是谈“传染”色变。这些外表怪异的人走在街上,不仅会引来侧目和嫌弃,那个铜绿色的病人说不定还会被人围观。

  所以他们多数都躺在病房里,哪里都不去。偶尔和我对上眼神,眼睛里都是防备和警觉。

  就是在这群人中,我认识了彭涛,全权负责他的护理工作

 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,彭涛总是静静地坐在床边,背对我们,面朝有阳光的那扇窗,只留给医护们一个抗拒的背影。

  如果没有医生护士进去检查,彭涛可以就这样坐一整天。

  只有一个活动,能让他动起来。每天18点,全病区的患者都会整齐划一地准时听收音机——

  “老军医研发出肝病克星,祖传秘方,专治乙肝!”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字句在病区里回荡。

  除此以外,他不会主动踏出这里一步,这间十多平方的病房,好像有强大的磁场,牢牢地吸附着他。明明四周没有铁栏杆,却像一座监牢,将他整个人关在了里面。

  妻子每次过来送日用品,他也是隔着一道窗户,久久看着对方。

  当时我刚进医院,很多前辈都乐于传授经验,比如各个科室的情况,我该如何帮助棘手的患者,让他们接受治疗。只是聊到传染科这种特殊情况,多数前辈都是束手无策,他们觉得传染科就是这种氛围。

  比如彭涛这种病人,大家都认为难以改变。

  前辈们已经干了十几年,经验都是准确无比。只是这一次,他们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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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传染病按“破坏程度”,分甲、乙、丙三类,甲类里只有两种:鼠疫和霍乱。平时我们会得的流感,就属于丙类。乙肝属于乙类,像彭涛这样的传染病患者,需要病区进行严格管理。

  彭涛所在的一楼,就是传染科大楼里最凶险的病区:重症肝炎科。随时有可能死亡的传染患者,才会被安排在这一层。

  一天晨间护理的时候,彭涛蜷着身体,五官都拧在一块了,跟我嚎:“护士,我肚子痛一晚上了,这会主任应该在上班,你去告诉他。”

 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腹部,整个腹肌紧绷绷的,手压下去、松开他都说疼,这架势一看就是腹膜炎的症状。

  要知道腹膜炎疼起来真的能“要命”,极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。彭涛却生生扛了一宿。

  我多问了一句,没想到他居然说因为昨晚值班医生太年轻,他信不过。

  彭涛这人很怪,他因为惜命,所以在治疗上格外多疑。全然不顾这些行为,可能会害死自己。

  没一会,得知消息的主任骂骂咧咧地走进来,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嚷嚷:“你到底想不想治?我给你下个出院医嘱,你有本事出院好吧。”

  彭涛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挨训,一句也不敢反驳。

  我给他输上液,彭涛长出了一口气,露出得救的表情,我趁机逗他,“从今儿起,你得配几个保镖,吃饭喝水得人家先试,没毒才可以吃,啥时候登基,好让主任当你的御医,24小时陪着你。”

  彭涛正皱着眉躺着,听我调侃他,噗嗤一声笑了,又疼得嘶了一声,紧紧抿起嘴。

  其实我能理解,这家伙是惜命才这么干,但我不由得在心里替他捏把汗。

  我想起之前在传染科看到过的一次错误示范:

  单人病房里乌烟瘴气,烟雾报警器疯狂闪烁着,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扮成萨满法师,在病房正中围着火盆子念念有词,手舞足蹈。

  病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,被扒掉了病号服,光溜溜的身体上擦满了不明液体。看上去凶多吉少。家属在旁边跪了一地。

  当时,我被这阵仗吓得够呛,直到保卫科赶到,把病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家属和“大仙”一并请了出来。

  大仙也没怎么反抗,有说有笑地等在门口,等家属办完出院手续,就跟着垂死的病人一起走了。

  我站在传染科的大楼门口,带教老师告诉我,“你看,等下家里人还要上大仙的车呢,回了家继续跳,一直跳到人没了。”

  原来这个肝昏迷的病人已经救治无望,要回家等死,家属就请了个跳大神的队伍,给病人去去邪,别把“不干净的东西”带进家里。

  那些年,传染病人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,发生的怪事多了。“这不是第一个,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”

  更让人着急的是,因为病房气氛比较封闭,这些错误的治疗手段,会在传染患者中“传染”。

  每天18点,彭涛会和大家一起,收听一档兜售药品的“养生”节目。他坚信,自己能和其他人一起,找到“自愈”的方法。而就在他身边,常有病人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,拨打热线电话,寻医问药。

  我看过彭涛的病历,他患乙肝10年,病情已经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了,情况不容乐观。如果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,很快会耽误成肝癌。

  他的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吭,以为熬一熬就能过去。

  我不想让彭涛成为“下一个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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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彭涛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来的时候,我一度燃起了希望。因为多数传染科病人最大的心理支撑就是家人。

  孩子们倚在门口,带着许久没见爸爸的喜悦,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,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,说高兴了,就要扑进彭涛怀里撒娇。

  可高度戒备的反而是彭涛,他眼疾手快,将两个儿子死死拦在病房外面。他像个哨兵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孩子们,只要孩子们的脚一踏进门口那条线,他就着急地用方言说着什么,边说边比划。

  两个小朋友像门神似的站在病房门口,看着不让自己靠近的爸爸,渐渐瘪了嘴,小的那个眼圈红了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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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目睹了彭涛那充满父爱,却不得当的防范措施,想上前纠正一把:“你又不是接触性传染病,我们天天给你打针发药的,也没见谁躲着你啊!你把两个孩子丢在走廊干什么?”

  彭涛被我怼得一时语塞,讷讷地说:“可是也没人告诉我,可以近距离接触啊。。。。。。”

  他说自己真的很害怕,因为这个传染病,已经给妻子和孩子招惹了不少麻烦。

  在他的讲述里我才明白,这家人差点就要垮了。

  彭涛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变,是从他收到那张写着“乙肝病毒携带”的体检报告单开始的。

  他不晓得这个词的意思,却从旁人的眼光中明白:只要自己带着这个病,就没有人再敢接近他,甚至是他的亲友。

  他不仅被马上辞退,更可怕的是,村里已经容不下这户人家。

  他的一举一动被村里人牢牢地盯着、防着,“别人家小孩都不愿意跟我孩子玩,女人们一块去赶集,唯独不喊我老婆。”

  为了不连累妻儿,他躲起来不跟家里人接触,坚决不和老婆孩子用一个水龙头,上厕所都会跑去离家几百米外的公厕。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,乡亲们依旧躲得远远的,仿佛朝他家多看一眼都会被感染。

  最过分的时候,连他家的菜地旁,都被邻居挖出一条深深的沟壑。

  一家四口生活在村子里,就像被人为地关了“禁闭”。

  所以到现在,彭涛都不敢接触自己的家人。他担心万一真的传染给妻儿,整个家在村里就完蛋了。

  我在病房里就纳闷了,乙肝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:血液、体液、母婴传播。既不会通过消化道也不会通过呼吸道,很多家属最忌讳的握手、拥抱、吃饭、打喷嚏,甚至接吻,只要口腔里没有伤口,都不会传染。

  我拿来一包糖,直接将两个小孩拉进了病房,剥开糖块,一人嘴里喂了一颗。

  彭涛瞪着眼看我,那样子,不知道是想谴责这世界上竟然有像我这般厚颜无耻之人,还是因为我把他儿子带进病房。看得出来,他想一脚把我踹出去。

  但他没有,因为不敢靠近自己的小孩。

  我详细解释了乙肝的传染途径,而且说医院也允许探视。

  彭涛一时语塞,讷讷地说:“真的可以那么近吗?”

  我趁热打铁,“你左右走走看看,别的病房,家属、陪护多了去了,大家都是肝病,就你的传播途径不一样?”

  彭涛的表情渐渐松懈下来。

  我有点儿兴奋,话说的差不多了,我起身走人,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这一家四口。

  隔了半小时,我又远远地偷窥,发现父子三人正盘腿坐在床上,抓着一把扑克玩得欢乐。

  也是在那段时间,彭涛说出了自己这10年的经历。这么长的时间里,他从来不敢相信,自己居然可以触碰两个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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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确诊那几年,在村里待不下去的彭涛,第一次忐忑地走进了“传染科”。

  看了他的化验结果,医生只给他发了一本乙肝相关的资料,一片药都没给他开,并告诉他注意休息,按时复查,就可以正常地生活工作。

  末了医生还特地拍了拍彭涛的肩膀,“你瞧,这样是不会传染的,别怕。”

  当时彭涛只是乙肝携带者,只是携带了病毒而已,只要按时检查,根本不会伤及身体。

  医生那风轻云淡的样子卸下了彭涛心头沉甸甸的石头。他拿着医生给的乙肝小册子,逮着乡亲,就一字一句念上半天,努力向大家解释自己的病。

  可越念大家越害怕,越念大家离他越远。

  他本以为医生的诊断是一道护身符,没想到,却成了坐实自己得了传染病的审判书。

  村里人的反应让彭涛心里发虚,他开始怀疑医生当时跟他说的话。

  如果医生没有骗他,为什么大家都要躲着他?

  那是个传染病被严重误解的年代。而这当中,乙肝尤为严重。

  20世纪80年代末,上海爆发了甲肝。当时由于医学界未能对甲肝、乙肝进行严格区分,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。

  当时国际上公布的数据显示,中国有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。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里,属于‘高感染区’。

  “十人一乙肝”带来了恐慌:乙肝成了一项硬性规定。甚至有患者得了乙肝,要专门雇人去代体检。

  彭涛也一样,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他只能隐瞒自己的病情,在不需要体检的“黑工地”做工。

  为了更像一个“正常人”,彭涛干重体力活,和大家一块抽烟喝酒,熬夜赶工。医生叮嘱的“注意休息,按时复查,戒烟戒酒”统统被他抛诸脑后。

  只是这样的伪装,代价是自己的身体。

  乙肝病毒携带变成了肝硬化,彭涛不得不向工头请长假。

  工头腰背笔挺地坐在那,赏赐一般把工钱甩到桌子的一角,宣告劳动关系永久终结。手边还准备了一沓卫生纸。

  平时和彭涛勾肩搭背的工友们,此刻都站得远远的,“这不是害人吗?有乙肝还在这里上班?”身后有人大声谴责起来。声音又尖又刺耳。

  那一次,彭涛彻底死心了。

  如今他在医院,已经不再问,得了病我该怎么办了。

  他脑海里反反复复只剩自怨自艾:为什么得病的是我?

  我看得出,外界的眼光,误导了彭涛的判断。

  他不再相信医生的话,反而觉得自己身上有恶性绝症,所以才把自己封闭在病房里,跟着大家一起希望从收音机里得到“解药”。

  这些误导就就像一条条死胡同,把他困在了迷宫里。

  如果没有人为他解开这些误导,他可能永远没办法走出这个病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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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儿子们的到来,总算让彭涛和外界有所接触,但一个人的时候,他还是会自己听收音机,期盼着能从那些“大师”的嘴里,听到“乙肝阳转阴”的药方 

  “乙肝阳转阴”几乎是所有乙肝病人的执念。在彭涛的眼里,更是自己能做回“正常人”的标志。

  近两年,彭涛就到医院打听过乙肝阳转阴的办法。

  乙肝病毒非常狡猾,它会把自己的DNA连接在人肝细胞DNA的尾巴上,这就意味着,一旦病毒进入肝脏,乙肝病毒将和肝细胞共存亡。因此,虽然乙肝可防、可控、可治,却很难被彻底清除。

  医生听了彭涛的要求,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,用消毒液消毒了双手之后,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。

  但那一刻,这个常规动作就像一根刺,深深扎进了彭涛的心头。

  他误以为,医生也和那些人一样,开始歧视自己了。

  这让我想到来传染科之前,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流言,比如“传染科周围阴气太重,种不了树”的传闻。

  带教老师和我讲过,住院部原先是想给传染大楼周围种上树的,只是被医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。

  病人们觉得,树荫挡住阳光,楼里阴气会重,兆头不好,也不利于紫外线杀死病菌;医生护士们则认为,整栋楼被隔绝在角落,终年不见天日,已经很压抑了,要是连窗外的阳光都不能洒进来,太影响上班的心情。

  医生和病人一致的态度,才让院部放弃了植树的计划。结果在外人口中,就变成了传染科阴气太重。

  只是当大家心里有疑惑的时候,也就有了倾向性,原本正常的事儿也被解读得反常而已。

  所以彭涛总是胡乱猜测。他开始暗戳戳地观察医生的举动,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,回想病房里的各种防护措施:医护人员频繁的洗手消毒,保洁员一日三遍全副武装地清洁擦拭,每个人身上弥漫着的消毒水气味……

  所有这些常规行为,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对自己的歧视。

 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轻的医生,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传册。

  他更愿意去听那些虚假的广播,毕竟里面的“大师”,郑重保证自己能治好乙肝,而且装得和患者贼亲热。

  在他长达10年的病程中,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伤害。这也导致他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。

  我想带他出来。

  我开诚布公地和彭涛好好聊了聊乙肝,试着让彭涛再次踏进他心目中的禁区。

  我从乙肝的传播途径讲起,再延伸到1988年由于上海甲肝爆发,导致人们对乙肝有了连带的误解和歧视,最后坦然地告诉他,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难题,而不惧怕它最好的方法,就是熟悉它,面对它。

  “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,被这个病折腾得够呛,咱们从今以后,有病治病,行不?”我坐在他的床边,诚恳地对他说,帮他解开这10年来,没人坐下来为他解答的疑惑。

  最后,我剥了一个橘子,和他分着一起吃。

  他看着我说:“上次有人这样做,是十年前了。”

  我买了一本日历送他,在日历的背面,我会写一条他今天要做到的事:今天主动跟医生护士问好;今天跟儿子一起出门。做到了就帮他打勾。

  我和彭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,接下来的日子合起伙来一点点撬动着彭涛。

  第一条就是:“逼迫”他出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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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传染病区里的人,最不愿意的事,应该就是出门了。

  因为病症的原因,他们中有些人样子怪异,怕被人盯着看,更怕被人看到,他们是从传染科的楼里出来的。

  所以近在咫尺的篮球场总是空荡荡。

  周末的傍晚,彭太太带着孩子们来看彭涛。

  我觉得时机正好,靠在门口用手扇了扇风,说:“今儿可真热啊,你们要不要出去抱个西瓜回来吃?”

  彭太太一听,立刻推说自己不想动弹,麻利地掏出钱塞进彭涛手里,让他去跑个腿儿。

  儿子们听见了,蹦下床准备穿鞋,彭涛却头也不抬地拒绝了提议。

  两个小朋友立马一人一边抱着彭涛撒娇,不停地说着:“爸爸去嘛,爸爸你去嘛。。。。。。”

  这次,儿子们的撒娇失灵了。彭涛依旧没松口,连身体都没挪动一下。

  小儿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,大儿子也低下头,眼泪啪嗒啪嗒地掉。

  两个孩子一直在哭,彭涛只是死死地看着窗外,良久才说了一句,“我从传染科大门走出去,哪个会卖东西给我哟!”

  他和其他传染病房的人内心一样:担心走出病房就会受到伤害。有病友之前自己带碗出去买饭,但因为有黄疸,被人看出是肝病病人,对方不卖给他。

  彭涛也很害怕,他总觉得自己身上也贴满了“传染病”的标签。所以,他把这个病房当成自己的保护伞,好像只要不迈出门,就不会被人防备,被人伤害。

  我知道“别怕”这个词说出来很苍白,我指了指外面暗下来的天色,安慰彭涛:“晚上没人看得清你是从哪个门走出来的,你没有黄疸,也没有腹水,一点‘辨识度’都没有。买个西瓜又用不着体检!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。”

  彭太太也在一旁帮忙,“医院这么大,又不是村里,连你是谁都不知道,还能知道你有什么病?”

  见彭涛还是犹豫不决,我使出杀手锏“恐吓”彭涛,“你不出门,下周就不让儿子们来看你,不给你交住院费,到时候连手纸都没得用!”

  大儿子也在一旁表忠心:“爸爸,村里人说你我都会骂他的,在这里我也可以保护你!”

  而他的小儿子突然止住了哭泣,从地上站起来,拿着一根痒痒挠跑到彭涛跟前,护着彭涛说:“爸爸,我保护你,谁也不可以欺负你,谁也不可以嫌你!”

  孩子们的话像是戳醒了彭涛,他哆嗦了一下,定定地看着病房的门。

  忽然,彭涛回过头看我,对我说:“你要不要吃冰棍?我给你带一根。”

  我就这么看着,连拖鞋都没顾上换的彭涛,被两个雀跃的孩子拽出了病房。孩子们在彭涛身前跑着,拉着爸爸的手紧紧的,就像拽着一个不能放手的风筝。

  彭涛嘴里叮嘱着,“慢点,慢点”,脚步却飞快,拖鞋声啪沓啪沓忙不迭地打在地砖上,走廊里传来一路说笑的声音。

  不知怎么的,那一刻,我竟然有点想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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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“出走”的夜晚过后,彭涛的胆子越来越大了。

  他发现自己出去并没有什么人会关注自己。

  那阵子,彭涛突然就闲不住了,他会在其他病房里来回溜达,还“忽悠”其他病友组团一起出去:

  “我今儿看见外面的西瓜挺好的,就是一个太大了,买回来吃不完,咱们一起去买吧,让他给我们切好,我们几个分分。”

  “今天对面超市洗洁精搞活动,买一瓶大的送一瓶小的,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?”

  最离谱的一次我听见他说:“街上有人吵架了,这会估计还没吵完 ,我们去看看吧!”

  起初,彭涛的邀请会被人拒绝,他会用一种“你没去,你亏了”的表情自顾自地出去,再用一种登上月球表面的骄傲,带着他买的东西回来。

  时间一长,彭涛开始有组队的小伙伴了,他们从外面带来更多有趣的消息,连那些辨识度很高的黄疸病人和腹水病人,也蠢蠢欲动,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都想出去转转,“管他黄的绿的!”

  这些蜗居在感染科大楼不轻易出门的病人,活动范围不断向外扩散,总有那么几个喜欢在傍晚时分,扛着桌椅板凳占据空旷的篮球场,这当中绝对少不了彭涛。

  一伙人围坐在一起,吃西瓜下象棋,或打着扑克高声说笑。

  好几次,我看见彭涛甩着牌咧着嘴笑,脸上糊满了纸片,被夜风吹得扑簌簌飞舞。

  关于自己的这10年,彭涛已经有了答案。现在,他正努力把自己的答案,告诉给更多人。

  他会毫无避讳地调侃自己,用自己曾经交过的智商税,告诫那些听虚假广告的病友们。

  每当这时,那个铜中毒的病人就会站出来挺他,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好转的绿色现身说法,告诉其他人,“不要乱吃偏方!

  彭涛的收音机里,现在放的是评书。好几次,为了方便我这个评书迷一起听,他大中午把收音机放在靠近护士站走廊的窗台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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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的扰民行为不仅没有被其他病人投诉,渐渐地,旁边病房的病友也弄来一只收音机,追起了评书。

  那段时间,谁再听乙肝阳转阴的广告,是要被其他病友嘲笑的。

  护士们人手一管护手霜,查房的时候看哪个病人手太干燥了,就随手给病人们挤一点抹上。

  虽然病区里的医生们,工作起来依然表情严肃,却愿意在新病人入院时,将科室特殊的构造,以及繁琐的消毒过程细细地讲解一遍,以打消病人的疑虑。还会劝病人多出去走走。我甚至听见过同事把病人当跑腿儿,“五块钱一包的糖,我给你十块,回来咱俩一人一包。”

  大楼中间的走廊依旧禁止病人行走,两边病房的门依然朝外反锁,走廊上依旧无处不在的水龙头和消毒液,臭氧机依旧早晚按时工作。

  只是,之前这些在病人眼中将他们和正常世界隔绝开的东西,每一样都成了为他们健康保驾护航的安心所在。

  彭涛不再质疑年轻医生,而是夸他们年轻有为。当他第一次笑着对医生说谢谢时,曾经被他冷脸相待的医生们都快感动哭了。

  彭涛像一股暖流,把冷冰冰的科室解了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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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眼时间到了9月15日,我实习期满,可以出科了。

  彭涛还没有出院,不过这个曾经只肯把自己关在病房里的男人,已经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。

  我向彭涛告别,和以往总是白吃白喝他的东西不同,我花了当时够我两顿午饭的钱,给他买了一块蛋糕,衷心希望他能早日从二人间搬进四人间。

  病房人越多,通常说明病情越稳定。

  后来,我又去到不同的科室实习,彭涛总能找到我。

  有时他风轻云淡地告诉我,没钱了,回去攒一段时间钱,再来治病。他信誓旦旦地说:“我一定会保重自己,陪老婆孩子五十年。”

  有时他眉飞色舞地向我报喜,自己又学了一门手艺,赚了不少钱,可以继续治疗,医生说他现在情况控制得很好。

  那些异样的眼光依然存在,但他已经可以无视掉周围人的误解,安安心心地在家里住下来,陪陪家人,干点累不着的活,“像个正常人一样。”

  活得像个正常人。彭涛说他活一天就珍惜一天,好日子总会出现,他等着。

  彭涛的话真的很灵验。

  3年后,第一例乙肝歧视案上了法庭。再过两年,国家人事部也消灭了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,让大家正常工作。

  到了06年,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刘德华,他出任了乙肝防治宣传大使,当众宣布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。

  从那以后的很多年,乙肝依然存在,但是人们已经不再恐慌。不管是患病的人,还是那些患病者身边的人。

  彭涛曾经的愿望已经实现。

  每个新年,我都会接到彭涛的电话,他总是用爽朗的笑声告诉我,“嘿,是我啊,我还活着,活得好着呢!”

  背景音里,很多人说着,笑着,庆祝着,招呼他快点过去。

  我感到无比安心。因为那些声音离得很近,就在他身边。

就因为医生洗了次手 这个男人10年不肯抱自己孩子

  彭涛得病十年,也迷茫了十年。嘻嘻很费解,回看他整个经历,彭涛对自己的病认识最清楚的时候,是一开始。

  那时他只是一个“携带者”。

  而往后的时间里,身边人的反应和身边被扯开的距离,都在不断提醒他:你就是个病人,传染病。

  而这些声音,可能本无恶意,却让彭涛从一个携带者变成了病患。

  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难题,除了攻克它,还要学会与它相处。

  需要答案的不只是身处其中的患者,还有那些围观的人。

  不要让下一个答案,再等十年。

  今天,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出台,禁止任何人威胁医护人员人身安全。

  了解医生的真实工作状况,每个人的内心,都需要多份理解,少点恐惧。

  请尊重、记住这样的医生,是他们在救我们的命。

  愿世界上不再有红色的平安夜。

  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
责任编辑:郑亚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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