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亲述武汉救治:有病人写纸条称我的遗体捐国家

  口述者:胡伟航(浙江医院ICU主任助理)

  时间:2020年2月13日

  胡伟航是大年初一驰援武汉的浙江省紧急医疗队中的一员。对口支援武汉四院。“每天我们都忐忑,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,一转眼就救不回来了。”

  以下内容为胡伟航口述,记者电话采访整理。

  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

  一转眼救不回来了

  我们浙江第一批紧急医疗队,一共有130多个医护人员,年初二凌晨到达武汉。

  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,大家带着急迫而又担心的复杂心情,进入了武汉四院的隔离病房中。武汉四院共10个病区,一开始,我们接管2个,随着病人的增加,现在共接管了3个。

  浙江医院来了4个医生,我,还有呼吸科和ICU的3个。一开始,我想200多号病人,我们这些精兵强将调出来,帮忙控制住了就好了,不承想确诊病人越来越多,现实远比我们想象中严峻,医务人员不够,隔离病房改造时间紧迫。

  医护人员的压力也很大,像我这种本身在ICU的还好,其他医生看着病人一个接一个地病情转危重,甚至死亡,内心受到的打击还是蛮大的。

  前两天我收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,虽然年纪大点,但来的时候生命体征都是好的,也没有基础疾病。家人说,就是买了个菜回来,感冒了,在社区挂了7天水,逐步逐步加重,这才送到了我们这里。中间我轮休一天,第三天再去查房,老太太已经没了。

  这种无力感,对我们重症抢救团队来说,真的打击很大。每天我们都忐忑,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,一转眼就救不回来了。

医生亲述武汉救治:有病人写纸条称我的遗体捐国家胡伟航正在照顾病人

  54岁阿姨担心一松手老天就收了她

  临终前还拉着护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

  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,每天看着受病毒侵袭躺在病床上面色灰暗的病人,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。

  一个54岁的阿姨,1月7日入院,氧饱和度70多,呼吸频率四五十次,喘不过气,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,但阿姨神志竟然还清楚,而且在这样濒死的边缘挣扎了两个星期。

  她有很强的求生欲。她总是拉着我们护士或医生的手,只要拉着我们的手,她就觉得安心,一松手,我们一离开,她就觉得老天要收走她。

  “医生救救我,我想活下去。”她努力地吸着氧气,紧紧拽住我们的手,拼了命说出这句话,灰暗的眼里只剩下对生命的渴望。

  可惜的是,医院里没有插管的防护,没有呼吸机,没有氧源,我们也不敢给她转院,因为她的情况在转院路上随时会有风险。我们想方设法,给她拖了10多天,最终还是没有办法。

  1月的最后一天,她走了。临终前,她还拉着护士的手,久久不愿松开。

  其实这样的患者有很多,病人看到我们,无力但很努力地抬一下手,眼里都是泪水。每一次我一步一步退到门口,轻轻开了门又轻轻关上门,直到看到病人闭目养神,才走向下一间病房。

  这里的病人,大家都知道SARS,都经历过SARS,都怕死。虽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于SARS,但重症病人们心里还是很清楚,他们只有两个结局:要么好了,要么死了。

  “我的遗体捐国家”

  在武汉四院工作了将近两周,我印象最深的患者,是一个47岁的男性。他在病房里20多天了,呼吸急促,氧饱和度才80多一点,正常人85以下就要死了。但是我们这里没有ECMO,做了很多努力,还是没法缓解他的痛苦,得想办法给他转到金银潭医院。

  非常幸运,金银潭那边正好空出一张床。我们跟他和他老婆实话实说,路上有风险,有可能因为缺氧而心跳停止。两人商量了五六分钟,同意一定要转过去。

  做了这个决定后,这个病人在很缺氧的情况下,开始写类似遗书的纸条。白纸黑字,歪歪扭扭地写下:我的遗体捐国家。

  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怎么想的。我看了看他的资料,职业一栏只是显示在职。我完全没想到,在那样的时刻,他写的第一句话,是遗体捐献。

  有人检测阳性后,整夜整夜睡不着

  病房里,生离死别时时上演,大部分人是焦虑的。

  早期试纸比较少,有些还没确诊的患者可能身体情况还可以,心里存着点侥幸,不至于崩溃。而一旦检测结果为阳性,很多病人就无法接受了,他们会觉得,啊我得这个毛病了,这个毛病是要死人的。

  有一个37岁的男病人,确诊后就表现出不好好配合,坐立不安,在病房里走来走去。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求病人在病房尽量少走动,病房门要关上,这位患者坚持要打开房门,还嫌戴口罩闷,不要戴口罩。一到晚上,整夜整夜不睡。

  不少人的状态都跟这个患者差不多,我们护理人员和医生除了看病治疗,还有很大的精力要花在安抚病人上。

  有些病人本身毛病不重,通过疏导,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心态来对待病情。我们会跟病人说,他们的病情属于“普通型”,自身免疫力好转后能痊愈,不大可能留下后遗症;叮嘱他们晚上睡不好时,可以向医生要“安眠药”。有些病人求生欲望很强,尽管每天加重,但精神面貌没垮掉,慢慢也能稳定下来。

  有的是阴性或者可疑阳性,会一个劲问:“大夫,检测结果阴性的,但吃药、输液都好几天了,还是发烧、咳嗽和拉肚子,我是不是新冠肺炎?”我们会耐心解释,核酸试剂检测本身有一定“阳性率”及咽拭子取样的误差,也有可能阴性就是病毒载量低,等症状消退、体温正常连续三天,核酸检测连续2次阴性,就可以出院了。

  有一次,我看到一位患者在听了我们的话后,长长松了口气,原先暗暗握紧的拳头小幅度甩了甩。

  我还发现了一点,好像男性患者普遍比女性患者容易出现负面情绪。

  把热盒饭省下给患者

  医生自己吃泡面

  特殊时期,医院限制家属探视,城市里的外卖也很少,盒饭成了紧俏的物资。医护人员好多都会把自己的热盒饭省下来给病人,然后自己偷偷吃泡面。

  对于我们来说,病人如果主动说想吃什么,我们是非常开心的。生病后人食欲差,消耗大,营养很快会跟不上,有的重症病人连水都不要喝。当病人还有想吃的东西,这说明这个病人还有希望。我们的护士都会忘了传染的风险,靠近病人,询问他们有什么想吃想喝的,认真记下来,出去后打电话,一定想办法帮他们办到。大家千方百计增加病人的食欲,改善营养。

  病魔无情人有情,武汉当地有些志愿者和本地的餐饮企业会给病人送些鸡汤、鸡蛋羹等可口且有营养的饭菜,这让我很感动。

  50多岁高血压的科主任

  最危险的事冲在最前面

  我们浙江医疗队到了武汉,我听到武汉本院的医生说得最多的话就是:谢谢,你们到了以后,整个医院和战友都有希望了,你们把最好的人和物资带来了。

  武汉四院内分泌科主任,年纪50多岁了,血压高,190/110,降压药都吃光了,也不肯下战场。他天天在医院,只要病房有事情,马上穿上衣服冲进去。

  给病人采咽拭子去送检,是最危险的事情,这个时候病人嘴巴张开,呼气、咳嗽,病毒通过飞沫传播很厉害。我所在17楼的病区,所有咽拭子都是这个科主任自己去采,永远冲在最危险的一线。有天他实在头晕得站不住了,院领导死活都没把他拉下来。

  医护人员感染中,首先倒下的是内科医生。所以他总是说,“我是唯一一个内科医生,我最有经验,我要先把外科的小朋友们教会了。”

  是的,现实就是一个内科医生要带着一批外科医生冲锋陷阵,你知道你的感染风险比别人大一两百倍,但仍然要鼓足勇气去做。

  出发前,听到消息的女儿哭出了声

  我是年廿九接到要去武汉的通知。那天下午,我还想着,不要跟家里人讲了,就当是去出趟差。那天我跟浙一的好朋友郑霞通了电话,她说她已经要去了。

  我上网看了新闻,想想应该是瞒不住家人的,下班回到家,跟妻子和女儿说了我要随着浙江医疗队去武汉。

  女儿当场就哭了,她很害怕。她虽然只有9岁,但比一般的孩子懂事、早熟,那些天她看到了不少关于武汉的消息,我也跟她聊过冠状病毒,聊过SARS。她哭着说,“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很强,武汉好多人已经被感染了,感染人数越来越多。那里的医生工作条件十分艰苦,你稍有不小心,就有被传染的危险。”

  那一刻我有些后悔。作为医生,我经常跟女儿讲一些抢救室的事,比如今天这个病人出现了什么感染,用了ECMO;哪天去抢救20岁的小孩;偶尔遇到救不过来的,我也会跟她说。怪我过早跟她讲了这些生死的事情,使她对我的担忧又多了几分。

  我开玩笑哄她,你看爸爸这次还有充足的时间跟你告别,平常我深更半夜去医院,你第二天早上都见不到我。

  这个假期,原本打算带着家人去南边温暖的地方转转。我的爽约,让女儿很失落。我和她妈妈跟她约定过,只要数学考得比期中考好,过年就带她出去玩,过去两个月她一直很努力,生活习惯也改了很多,就为了获得过年的奖励。

  倒是我夫人还蛮平静的,这种突然的任务不是第一次了,她习以为常,只说了句:“东西给你准备好,自己保护好。”

  我说,你衣服不要准备太多了,准备两套,一套穿一套换就行,进了疫区,以后都带不回来。拿着四五套换洗衣服的她,欲言又止。

  今年的年夜饭,是最特殊的一顿,大家心里都藏着话,却什么也不说。那时还不知道年初一就要出发,结果初一早上7点接到电话,马上要走。匆匆告别,家里人说了多少遍“保重”,我不记得了。

  通讯员 王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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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杨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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